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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義烏 - eyiwu

    大安寺塔建于北宋大觀四年


    繡湖之畔的大安寺塔,系義烏城市之標志性建筑,歷代人們對古塔都是十分珍愛而視為神圣的,可以說,大安寺塔已成為義烏市民心中一份永不磨滅的城市記憶。

      繡湖之畔的大安寺塔,系義烏城市之標志性建筑,歷代人們對古塔都是十分珍愛而視為神圣的,可以說,大安寺塔已成為義烏市民心中一份永不磨滅的城市記憶。

    關于大安寺塔的建造年份和相關歷史之考證,文物部門一直持較為審慎的態度。為使大家對大安寺塔的身世有較全面而準確的了解,我們再次對大安寺塔進行了仔細的實地勘察,并查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特提出如下看法,供社會賢士和同仁參考。

      對紀年銘磚的看法

    在我們對大安寺塔的查勘中,發現大安寺塔塔筒內1至5層壸門或窗位置仍保留有一些銘磚,銘磚上文字內容為: “庚寅歲建”、“孝妻王氏建追薦故夫”、“省幹吳忠翊速生天界”、“吳知縣宅”。從磚銘文字字體分辨,有陽文模印,也有陰刻,書體多為楷體,其中紀年磚 “庚寅歲建”文字有兩種不同字體,其中一處字跡與“孝妻王氏建追薦故夫”同在一處,并且字體相同,均為陰刻楷書,系在磚坯上模印后入窯燒制而成,判斷系同一批磚;另一處字跡刻得較深,字體與磚的成色均有差異,有可能與其他銘磚不同時期燒制。

    若單從磚銘文字看,大致可以理解為:庚寅歲孝妻王氏為亡夫省幹吳忠翊超度靈魂速升天界而建塔。王氏系何許人也?磚銘中提供了兩處相關的信息,一是“吳知縣宅”,另一處是王氏丈夫生前擔任的職官。為準確解讀銘磚文字的內容,我們特地赴杭州就磚銘文字“省幹吳忠翊”向浙江大學宋史研究專家龔延明教授請教,龔教授提供了相關的文獻資料。據有關宋代職官的文獻工具條目解釋:“省幹:宋總領所屬下監當官別稱。”(龔延明編著.《中國歷代職官別名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7,第510頁)關于“總領所”的條目解釋是:“南宋總領財賦、軍馬錢糧官均置司于重鎮,其治所即為總領所??傤I所一般為四總領所(淮東、淮西、湖廣、四川總領所)通稱。”(龔延明編著.《宋代官制辭典》,中華書局,1997.4)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所紹興十一年(1141)始置,因此銘磚必定是在此年份之后留在塔上。“吳忠翊”乃“忠翊郎”冠以姓氏后的簡稱。忠翊郎,北宋政和二年(1112)由右侍禁改名,武官階第48階,正九品(《宋史》卷169,《職官志》9,第4058頁)。由此分析“省幹吳忠翊”為吳氏生前曾當任的實職和官界。經查考《延陵吳氏宗譜》,義烏延陵吳氏中在宋代曾當任忠翊郎官職的有吳若古(1112-1168)和其孫子吳琢2人,吳琢夫人不姓王,唯有吳若古娶妻宗氏,繼娶王氏。為進一步核實吳若古的生平任職情況,我們查說了《浦陽大輅吳氏宗譜》關于吳若古的墓志銘,其中有“后起監榷管錀以奉使,及覃恩轉忠翊郎,謂局職之官,且有錢谷出納。”(《宗譜》卷1,徐僑撰《宋忠翊郎師卿吳公墓志銘》,第111頁)的記載,可見吳若古生前確系在淮東總領所屬下當任監管財賦和軍馬錢糧的職務,因覃恩卓升為正九品官忠翊郎。由上述分析可以基本斷定王氏系吳圭侄子吳若古的續弦夫人。宗譜記載吳若古第四子吳大年登進士,任上虞令,累官兵部侍郎,與磚銘“吳知縣宅”相符。

    既然文獻明確記載吳圭造塔事實成立,而且在北宋大觀四年至南宋乾道六年間,歷代均未見大安寺塔被毀后重建的文獻記載,則大安寺塔就應為北宋塔,這豈不與磚銘文字“孝妻王氏建追薦故夫”矛盾?對此,我們的意見是:塔上的銘磚應是南宋乾道六年庚寅歲(1170)王氏主持修建塔時所留,與造塔年代正好相隔一個甲子60年。銘磚中所刻的“建”應指修建,而非建造。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現在大安寺塔1至5層塔體上所留的銘磚位置已在歷代修繕中移動變化,并非其南宋初次修建時所留的位置。因為大安寺塔已經歷多次修繕。據考證,現大安寺塔4至5層乃明代毀后重建。很有可能在歷代修繕過程中,工匠把掉下的銘磚重新砌入塔體。因此,不能單從塔身1至5層均有銘磚斷定塔有可能是南宋時重建或始建的。

    關于大安寺塔的損壞原因,因史無明載,不敢妄斷。北宋末經歷靖康之亂,尤其是青溪方臘農民起義,一開始聲勢浩大,勢如破竹,數月間攻占了杭、睦、歙、處、衢、婺6州52縣。宣和三年(1121),方臘起義部隊攻陷義烏,吳圭聞之,急從京師往家趕,試圖招募東陽人申屠大防等鄉勇率部抵抗之,不料未果即被方臘兵所殺。起義軍“尤憎惡釋氏”,蓋因批判佛教教義中“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的虛偽性,主張實現真正的平等。他們所到之處,“火官舍、學宮、府庫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宋代方勺《青溪寇軌》及附錄)由此推測,位于城中的大安教寺連同大安寺塔經歷兵火洗劫,有較大損壞甚至被局部燒毀,這種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綜上所述,大安寺塔大約建于北宋大觀四年,由邑人吳圭出資建造,供奉雙林大士。南宋乾道六年,吳圭侄子吳若古夫人王氏為超度先夫亡靈主持重修,是為首次修塔。

    歷史文獻記載有序,吳圭出資造塔屬實


    大安教寺舊為尼寺,名普安,在縣東北150步(約250米)。唐咸通八年(867)建,宋治平年間賜額。 “(宋)大觀三年(1109),徐秉哲改為僧寺,徙至今所,有塔五級。”(明崇禎《義烏縣志》卷18“雜述考十五”、“寺觀”)查考明崇禎和清康熙、雍正等縣志,均未見有關于大安寺塔出資建造人以及建造年份的明確記載,嘉慶縣志按語中所謂“考大觀三年己丑移寺,當是四年庚寅建塔”也僅是一種推斷,然而吳氏宗譜和許多歷史文獻均明確記載了吳圭出資造塔的事實,茲援矧其二三。

    據民國庚午年(1930)重修的《浦陽大輅吳氏宗譜》卷1(龔一清、朱肇撰.宋承信郎吳彥成卓行傳,第110 頁)記載:“吳圭(1068-1121),字彥成,以紈绔子弟貲雄里中,好施予……縣造浮屠及神霄玉清萬壽宮,圭力任其費,不使病民。”民國甲子 (1924)年重修的《延陵吳氏宗譜》中也有類似的記載:“縣曾造大安寺塔及神霄、玉清、萬壽宮,公顓其費,不以病邑人。”(卷3上,“列傳”“承信公傳第四”,第5-6頁)。龔永吉(1399-1471)和朱肇均為明代義烏人,龔永吉為人耿直,有古道熱腸,官至大理寺卿,為官清廉,人稱龔青天,他所著的吳圭行傳相信應是較客觀的,不太可能出于其他功利目的杜撰吳圭造塔的事實。

    除了宗譜和龔永吉、朱肇撰的行傳,與吳圭生活在同時代、生前與之交好且曾經與吳圭同在京城共事的梅執禮因吳圭長子吳寵之請求,于宋宣和六年(1124)撰《吳彥成墓志銘》一篇(收錄于《浦陽大輅吳氏宗譜》卷1),其中就有這樣的記載:“縣作浮圖(屠)繡川湖中,以奉雙林大士,又作神宵、玉清、萬壽宮,棟宇像設,所費皆不貲,翁一一樂施,不以累眾。”與宗譜中“行傳”記載吳圭造塔行實完全吻合。

    據《宋史》記載,梅執禮(1079-1127),字和勝,浦江人,登崇寧丙戌(1106)進士第,累官至吏部尚書,因主張抗金,在靖康之禍中為金庭所殺。

    關于梅執禮所作《吳彥成墓志銘》,最早見于元代蘭溪人吳師道編著的《敬鄉錄》卷3,文章同時被收錄《欽定四庫全書》中。另外,明代趙鶴《金華文統》卷1、清代王崇炳的《金華文略》卷17“墓銘”中,均有收錄。

    由此可見,梅執禮所撰的《吳彥成墓志銘》確有其文,且傳承有序,不僅為元、明、清歷代鄉邦文獻和宗譜所收錄,也為皇家所編的大型類書所收錄,其真實性勿庸置疑。墓志銘是一種對死者生前主要事跡、行實進行記述的記傳體文章,內容一般含墓志和墓銘兩部分。墓銘一般甚短,墓志則可長可短,名家所作長達數千言的墓志,也是常有的。梅執禮在墓志銘中,不但簡要交待了吳圭平生如何善于操縱取予之術、坐致千金而富家的治生才能,還列舉了其主要事跡和俠義之風,更重要的是詳細記述了吳圭為方臘兵所害的經過。關于吳圭的生卒年,《墓志銘》在文首即明確交待“卒遇盜不得歸,蓋(宣和)三年二月庚午也”,文末具體寫明“春秋五十有四,卜以六年二月丙午,葬縣東縉云鄉永昌村前山之陽”,隨后列明子嗣,并作墓銘數行??梢哉f,梅執禮所作的墓志銘,內容翔實,行文規范。出于撰文的嚴謹,梅執禮在墓志銘中還對寫作資料的來源作了交待:“公謝一切金久矣,何諛墓之嫌,于是為考次處州會昌丞宗壬所狀行,于敘銘之。”可見,梅執禮撰墓志銘,為避免一般墓志銘中慣用的以空泛溢美之詞而為死者諛墓之嫌,他是查證了宗壬寫的吳圭行狀的。還有一個事實不容忽視,梅執禮系浦江人,當時的繡湖為婺州風景名勝,梅執禮絕不可能在當時大安寺塔根本不存在的情況下而憑空臆造出吳圭出資造塔的事實。

    從吳圭本人的思想特點來看,吳圭從祖父輩起即寓居繡湖柳洲花園,對繡湖應是非常有感情的。據梅執禮在墓志銘中記載,他曾在晚年治第辟館延納四方之游士,“又方列治三閣,收置儒、釋、道之書,使子弟賓客周旋其間”??梢?,他對道教養生之術有所熱衷的同時,也信奉佛教,這說明吳圭為寺院出資造塔是有其思想基礎的。宣和元年(1119),宋徽宗曾頒布《神霄玉清萬壽宮詔》:“詔天下建神霄玉清萬壽宮,以嚴奉祀。”吳圭繼造大安寺塔之后,又在繡湖邊建造了這3座宮觀,進一步說明吳圭出資造塔時財力有余。

      大安寺塔建于北宋大觀四年有史可據

    首先,義烏縣志中有較明確的相關記載。“宋大觀三年,知縣徐秉哲筑堤以通往來,即柳洲造塔建寺,而湖之景益勝。”(明萬歷《義烏縣志》卷3“方輿考”“山川”“繡湖”第12頁)萬歷縣志乃現存義烏縣志中最早之版本,萬歷志的記載雖僅作廖廖數語,卻對大安寺塔建造年份的認定至關重要,從中可以作出以下幾個判斷:(一)移建寺院的時間在宋大觀三年,項目由時任知縣徐秉哲主持;(二)造塔建寺為同一建設工程,也就是說大安寺塔是作為寺院的一個分項目,隨寺院差不多同時建造的;(三)寺院坐落于繡湖的湖心島柳洲,當年筑湖堤以通往來,遂為繡湖一景。

    其次,從大安寺塔磚銘上仔細分辨,現塔筒內仍留有多處“庚寅歲建”的紀年銘磚,其中發現一處銘磚的色澤呈黛青色,與其他銘磚的青灰色有很明顯的區別,并且其銘書為陰刻楷體,與其他銘磚的筆跡也有較大差異,疑為古塔建造時的紀年銘磚。倘若上述推測成立,大安寺塔建造年份應在移建寺院動工后的第二年,即大觀四年(1110)。

    第三,從古塔的形制看,大安寺塔具有顯著的宋塔特征。大安寺塔為六面五級空筒結構磚木樓閣式塔,空筒結構是指整個塔用磚砌成厚厚的壁體,中心形成一個“空筒”,空筒處以木質樓板分出上下各層的塔室,登塔一般用木制樓梯。塔的整體造型是下大上小,底層層高最高,二層以上逐漸縮短,塔身有較顯著收分,塔的重量主要由厚實的壁體來承受。因此,為了加強壁體的堅固度,特在一些薄弱的地方,諸如檐口、檐角、門窗洞口等部位,加一些過梁、角梁、木枋,這種做法在唐代以后仍很普遍,一直沿用至明清??胀步Y構的塔在唐代最為興盛,平面多為四方形,塔上開有門窗,雕有壁龕,壁龕和門窗都采用券頂形式,但唐代并未發展到四周帶廊的塔,人只能在塔內向外觀景,而且一般都采用厚壁、小門窗、不帶外廊的做法,以增強塔體的整體穩固性。宋代是我國磚塔技術發展的高峰期,六角形、八角形的磚塔逐漸普遍,增加了人們登臨觀覽的視野。再是出現了磚木料結合的懸臂梁,塔身通過磚疊澀向外出挑構成塔的外廊,即平座,平座上緣一般設置欄桿,人可以走到塔身外緣觀景,大安寺塔正是這種可以登臨的帶腰檐和平座欄桿的磚塔,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

    第四,從宋代寺院的基本布局分析,宋代寺院一般都建有佛塔,佛塔幾乎是寺院建筑中必不可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的建在寺內,也有的建于寺院外。塔作為供奉佛的靈塔,一開始就受到了百般重視,尤其是在南北朝以后,幾乎成為佛教寺院必有的建筑之一。唐宋時期義烏佛寺十分興盛,知縣徐秉哲移寺于繡湖柳洲的初衷,已很難揣摩得透,我想其中或許有借寺院香火和佛的靈氣,以增添繡湖景觀的成分,那么在建佛剎的同時,借用社會資金,建造一座可登臨覽眺的塔,構成湖光塔影、煙寺曉鐘景觀,實在是情理之中的事。

    本組文章由義烏市博物館提供


    # 大安寺塔建于北宋大觀四年    {最后編輯時間:2010-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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