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望道（語言學家、教育家）

陳望道（1891-1977），原名明融，號參一，以字行，夏演鄉分水塘人，現代著名語言學家、教育家。1915年，陳望道赴日本留學，先后東亞預備學校、早稻田大學、東洋大學、中央大學攻讀四年，結識了日本著名進步學者河上肇、山川均等。1919年“五四”運動回國后，任教于浙江第一師范學校，與夏丏尊、劉大白、李次九被頑固勢力稱為“四大金剛”。1919年冬，在夏演鄉分水塘村翻譯了《共產黨宣言》。毛澤東就是讀了這本《共產黨宣言》之后才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1922年同師生參加了“五卅“運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等斗爭。1932年，陳望道完成中國第一部系統的修辭學巨著《修辭學發凡》，這時國民黨在白區加緊文化“圍剿”，提出“尊孔讀經”，“文言復興”。解放后，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兼文化部長，華東高教局局第，復旦大學校長，中國拉學哲學家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全國人大第四屆常務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三、四屆常務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著作有《修辭學發凡》、《美學概論》、《作文法講義》、《文法簡論》等。

傳記

陳望道（1891—1977），原名參一，又名融，字任重，筆名佛突、曉風、雪帆、張華等。浙江義烏人?！豆伯a黨宣言》中文全譯本首譯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推動者，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杰出的教育家、語言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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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1月18日，陳望道出生在義烏分水塘村—個中農家庭。

陳望道先后就讀于義烏繡湖書院、金華中學、浙江之江大學。1915年赴日本留學，先后在早稻田大學、東洋大學、中央大學學習文學、哲學、法律，獲中央大學法學士學位。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陳望道返回祖國。那年6月，他任教于杭州浙江第一師范學校教授語文課，與進步師生一起積極投身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對舊道德、舊文學，提倡新道德、新文學。不久，即遭到迫害，被強扣上“非孝、廢孔、共產、公妻”的罪名。反動當局責令校長經亨頤將他革職查辦。此令受到一師校長和全校師生的堅決反對。反動當局隨即出動警察包圍學校，從而釀成了著名的浙江“一師風潮”。這一風潮得到全國聲援，最終迫使反動當局收回成命。

在這次風潮中，陳望道通過革命烈火的磨煉受到深刻的教育。他進一步認識到，改良是無濟于事的，必須對舊制度進行根本的改革。為了傳播真理，他于1919年底毅然返回故鄉義烏分水塘村，著手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趫远ǖ男拍?，他在家宅旁一向破陋的柴屋里，克服寒冷等多種困難，夜以繼日地忙于翻譯。1920年4月下旬，《共產黨宣言》一書譯稿終于完成，經過陳獨秀、李漢俊校閱后，丁8月出上海社會主義研究會列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正式出版。初版的千余冊立即銷售一空，又應讀者要求于同年9月重版。1921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決定重印《共產黨宣言》，至1926年5月，此書已相繼印行17版，足見其流傳之廣和受讀者歡迎的程度。

陳望道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對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影響巨大。毛澤東同志1936年曾對斯諾說過：“有二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魯迅先生也稱贊陳望道說：“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么‘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了一陣之后，這次埋頭苦干，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标愅莱g《共產黨官言》外，于1919年至1921年問還翻譯和介紹了《空想的和科學的社會主義》等書，為傳播真理作出重大貢獻。

1920年4月底，陳望道應陳獨秀之邀，到上海參加《新青年》雜志的編輯工作。年底陳獨秀赴廣東，陳望道遂主持《新青年》的編輯?！缎虑嗄辍冯s志是陳獨秀于1915年創辦的，五四運動后，由一個激進民主主義刊物轉變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陳望道主持《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后，使它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不僅譯介了大量的革命論著，還開辟了《俄羅斯研究》專欄，介紹蘇維埃俄國的變化和成就，影響很大。

1920年8月，中國第—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亦稱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正式成立。書記為陳獨秀。參加的成員有陳望道、李漢侵、李達等。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陳望道積極參與并做了許多工作，諸如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籌建、共產主義小組出版的內部理論刊物《共產黨》月刊的創刊等。陳望道還一度擔任勞工部長，曾幫助籌建上海機器工會、印刷工會、紡織和郵電工會等，為積極組織和發動工人運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繼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全國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隨之紛紛建立，促使工人運動蓬勃發展，馬克思主義思想深入人心。1921年7月23口，中囤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這是共產黨正式誕生的標志。陳望道身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五名黨員之一，為籌備一大召開出了大力，同時也被推選為上海地區出席一大的代表。但由于對陳獨秀家長制領導作風不滿，以及陳獨秀根據不確實的事實，作出有損于他名譽的行為，陳望道憤而提出脫離組織的請求，因而未能參加中圍共產黨的第—次代表大會。陳望道雖然沒有出席黨的—大，但當時也沒有脫離黨的組織。他正式離開黨的組織，是在黨的三大召開以后。一大召開后，中圓共產黨中央局要求上海、廣東等地建立區執行委員會。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陳望道任第一任書記，積極為中國共產黨做了許多工作。但陳望道擔任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委員會書記為時不長、約在1922年下半年正式提出辭呈。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召開第六次會議，中央委員毛澤東代表中央出席指導。在會上，毛澤東曾代表中央建議：對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的態度應緩和，勸他們取消退出黨的意思；還建議把他們“編入小組”。中央這一建議，是針對上海的一些青年黨員因不了解陳望道等人要退黨的緣由，背后對他們很有過不滿意的議論而發的。黨組織還指定沈雁冰去對三人勸說。沈雁冰回億說：“黨組織又決定派我去向陳、邵解釋，請他們不要退出黨，結果邵同意，陳卻不愿。他對我說：“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為人。我既是反對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而要退黨，現在陳獨秀的家長作風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黨呢?我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愿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我的力量。我在黨外為黨效勞也許比黨內更方便?！?/span>

從這以后，陳望道雖然暫時離開黨的組織，但對黨組織所交予的各項任務，仍一如既往堅韌不拔地努力去完成，從不顧及環境多么險峻，道路多么艱辛。

陳望道于1923年秋天到1927年在上海大學任中文系主任、教務長、代理校務主任等職。上海大學成立于1922年10月，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直接創辦的學校，為宣傳共產黨的思想和方針服務。在黨的領導下，他率領全校師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上海大學成為共產黨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場所。上大師生不僅參加廠1925年的“五卅”運動，而且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中，組織了行動委員會，與工人一起并肩戰斗。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全國各階層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運動的浪潮。陳望道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始終走在前列。1932年1月17日，由陳望道等35人發起組織成立了中國著作者協會。該協會的綱領是：“爭取自由，反抗壓迫，保障生活，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以集團的力量促進文化事業的發展?！?932年“一·二八”事變后，上海文化界精英茅盾、魯迅、葉圣陶、陳望道等43人聯合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宣告“我們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爭，反對強加于中國配眾的任何壓迫，反對中國政府的對日妥協，以及壓迫革命的群眾”。并集會討論組織“中國著作家抗日會”，選舉出17人組成執行委員會，陳望道被選為秘書長。他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團結各界愛國人士，為抗日救國斗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34年，國民黨加緊進行反革命文化圍剿，策動御用文人汪懋祖、許夢因等掀起“文言復興”、“尊孔讀經”的逆流。上海進步文化界人士針對這一逆流組織力量予以反擊。一向團結在魯迅周圍的陳望道出面邀請胡愈之、夏丐尊、葉紹鈞、陳子展等十多位知名人士共同商議，決定發起—場“大眾語”運動。與會者輪流在《申報·自由談》發表文章，不但反對提倡文言文，對當時白話文運動中出現的脫離群眾語言的傾向也提出批評。同時提倡白話文應進一步接近群眾的口語，“大眾語”就是“大眾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寫得順手”的語言，主張建立真正以群眾語言為基礎的“大眾語文學”。為了實踐大眾語運動，陳望道創辦了《太白》半月刊，先后發表了《關于大眾語文學的建設》、《大眾語論》、《這一次白話和文言的論戰》等多篇文章，對“大眾語”的性質以及如何建立“大眾語”等問題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不久這一討論擴及全國，主張文言復興的論調在強大的輿論反擊下銷聲匿跡。當時的“大眾語”運動盡管存在某種歷史局限，但它給復古思潮和國民黨反動的語文政策以強有力的打擊，其歷史功績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陳望道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同韋愨、鄭振鋒等人組織上海文化界抗日聯誼會，積極投身于抗日救國運動。為了動員民眾團結一致抗日，他積極提倡拉丁化新文字，開展對新文字的系統研究，于1939年7月成立了“上海新文字研究會”。陳望道在上海孤島從事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動，屢遭汪偽特務迫害，不得已離開上海。1940年秋，他取道香港，轉赴抗日后方，回到當時遷校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自1943年起，擔任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歷時八年，為我國新聞事業的創建付出了艱辛的勞動。陳望道還在重慶籌建了新聞館。新聞系成為該校民主力量最強的一個系。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6年秋，陳望道隨復旦大學師生返回上海?；剡w后的復旦大學在教育界聲譽日益提高。國民黨為了控制進步學生，派遣不少特務。陳望道積極配合中共地下黨組織，奮力支持和保護進步學生。同年，全國人民奮起抗議駐華美軍暴行，復旦師生也舉行了游行示威。為了開展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的民主斗爭的需要，成立了上海地區大專院校教授的進步組織——“大學教授聯誼會”，陳望道被選為該組織的主席。

1948年秋后，國民黨教育部策劃將復旦大學遷往臺灣，結果遭到全校師生的堅決反對。復旦大學師生員工成立了應變委員會，陳望道擔任副主席，努力做好護校工作，以迎接解放。1949年4月，國民黨大肆逮捕屠殺愛國人士，陳望道被列入黑名單。復旦中共地下黨組織通知他即刻轉移。陳望道被轉移到葉波澄家中，住至5月25日，終于迎來了上海解放。

（二）

陳望道作為政治活動家，他的貢獻是卓越的；作為學者，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同樣為世所矚目。從20世紀20年代起，他就陸續撰寫了《作文法講義》、《因明學》、《美學概論》、《修辭學發凡》等著作，亦文章學、邏輯學、美學、修辭學等多個領域均有獨到的研究。尤其是他于1932年出版的《修辭學發凡》，莫定了現代修辭學的基礎，被后人譽為里程碑式的著作。

陳望道六歲時即開始讀《大學》、《中庸》、《論語》。他有兩個舅舅。一個舅舅愛寫清真文章，主張文筆簡練，要求文句通順，因而希望他體會《四書》、《五經》中文筆的簡潔通達。另一個舅舅是個秀才，愛寫華麗的文章，講究文字的形色聲調美，并且愛喝酒，一喝酒，華麗的辭藻就會脫口而出，搖頭長吟，得意非凡，但卻講不出這些辭藻用得為什么好，好在哪里。陳望道小時候深受這兩個舅舅的影響，長大之后，學了外國修辭學，才知道兩個舅舅所愛好的是兩種不同的修辭手法，一種是消極修辭，一種是積極修辭。

陳望道1915年留學日本的早稻田大學是日本修辭學的搖籃。當時著名的修辭學家坪內逍遙和他的學生島村瀧太郎（又名島村抱月）、五十嵐力都在該校執教。坪內逍遙的《美辭論稿》，島村瀧太郎的《美辭學》、《新美辭學》和五十嵐力的《修辭學講話》均為日本權威性的修辭學著作。早稻田大學校長高田早苗的《美辭學的方法》對學生也有影響。陳望道在早稻田大學雖不是主攻修辭學，但他對修辭學的興趣和知識很可能是在這時莫立了基礎。

從日本回國后，1920年9月他剛到復且大學任教時便開設了修辭學課程，并開始撰寫《修辭學發凡》。該書最早的油印本問世于1923年。到1932年正式出版前，油印稿已先后修改印行過5次。舊稿曾由田漢、馮三昧、章鐵民、熊昌翼等先生拿去試教?！缎揶o學發凡》一書經過多年試教、反復修改，使之精益求精。

陳望道之所以要研究修辭學，是為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據他自己所說：第一，當時西學東漸，有些人一味祟洋迷外，認為外國的什么都好，中國什么都不行。他聽到有人說中國語文沒有規則，比外國語文低一等，非常氣憤，決心駁斥這種謬論，從而決定研究修辭和文法，以探討中國語文的規則。第二，當時舊的被否定了，新的一時還未建立起來。許多學生確實不知道白話文文章該怎么寫。有的人造句時只會寫“花是紅的”這類句式。因此向學生講授作文和修辭的規律就成了當務之急。

為了撰寫《修辭學發凡》，加深這門學科的基礎，陳望道同時還研究鄰近的相關學科，撰寫了文章學、美學、邏輯學等著作。他認為，修辭學與多門學科有著密切的聯系。他于1921年9月26日至1922年2月13日陸續在《民國日報·覺悟》上連載了《作文法講義》，3月底正式出版成書。此書對文章的構造、體制和美質等問題進行了探討，當時影響很大。

陳望道的《美學概論》，于1926年由上海民智書局出版。該書用較多的篇幅探討了“美的材料”、“美的形式”。在“美的形式”一章中所論述的“反復與齊一”、“對稱與均衡”、“調和與對比”，“形式原理”等論題，為后來《修辭學發凡》的辭格研究確立了美學基礎。

陳望道的《因明學》一書，于1931年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這是我國用白話文寫成的第一本因明學著作，其中有的內容與《修辭學發凡》中的“消極修辭”存在著一定的聯系。

1932年由上海大江書鋪出版的《修辭學發凡》，提出了新的修辭理論，發前人所未發。歸納起來主要有：調整語辭說、總結“條理”與概括“系統”說、“以語言為本位”說、表達論與理解論相結合說、修辭現象發展變化說、“修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為第一義”說等?！缎揶o學發凡》還創建了修辭手法“兩大分野”的新體系。它把整個修辭現象和修辭手法一分為二。凡能使語辭呈現明白、清晰情貌的，稱為消極修辭；凡能使語辭呈現生動、形象情貌的，稱為積極修辭。

陳望道撰寫《修辭學發凡》融古今中外先進方法為一爐，運用了較為科學的研究方法。他既批判地繼承古代之精華，又批判地借鑒外國的經驗，并從漢語修辭現象的實際出發，從而構建成一個科學的修辭學理論新體系。因此，該書問世后即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并產生深遠影響。劉大白在《序》中贊譽《修辭學發凡》是我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兼顧古話文今話文的修辭學著作”，并且認為出版此書的1932年是我國學術界“最可紀念的一年”。在該書問世后短短的六七年間，我國修辭學界第一次掀起了“修辭熱”，相繼涌現了20本左右的修辭學著作。不少修辭學著作都在扉頁中注明，在寫作過程中，《修辭學發凡》（以下簡稱《發凡》）是重要參考書。游叔有在《協大藝文》第20期（1927年）所發表的《修辭學漫談》一文中稱贊說：“能融合中西、兼該新舊，為我國修辭學專著者，其陳望道之《修辭學發凡》乎!”他還認為《發凡》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指出楊樹達《中國修辭學》、徐梗生《修辭學教程》、章衣萍《修辭學講話》、郭步陶《實用修辭學》等書的問世，均為“陳望道影響之力也”。50年代問世的一些修辭學著作，如周振甫《通俗修辭講話》、張照侯《現代漢語修辭》、呂景先《修詞學習》、張劍聲《漢語積極修辭》等，或在辭格體例上，或在辭格分析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修辭學發凡》的影響。1963年出版的張弓的《現代漢語修辭學》贊揚《發凡》對修辭方式的處理“見解精確，系統清楚”。張志公在《〈修辭學發凡〉給我的教益》一文中則稱《發凡》為“具有里程碑性質的重要著作”，并說正因為讀了《發凡》，才使他認識到“修辭學是—個寬廣的，很值得探索的領域，是一門既有理論意義，又有實用意義的學問?！毙录悠聦W者鄭子瑜于1965年在日本出版的《中國修辭學變遷》一書中說：“在中圍，《修辭學發凡》是大家公認的獨一無二的權威巨著?！?/span>

陳望道不僅潛心研究修辭學，而且也重視研究文法學。他從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研究文法，發表論文多篇。他曾于1938年在上海語文學界發動了一場關于中國文法革新的討論。這場討論從1938中起至1941年，歷時四載。其歷史背景是：“從中陰文法和兩樣文法學術接觸之后，……大多以模仿西洋文法教科書為能事……最近十年來則因中國文法的特殊事實漸漸地發現了，模仿體制已有難以應付裕如之苦?！币蚨懻撝小翱偟膬A向就是革新《馬氏文通》以來，中國文法不從中國語文的實際出發，一味機械模仿和照抄照搬外國文法的傳統風氣”。討論中涉及的問題有文法學的研究對象、體制、研究方法和詞類區分等。陳望道提出：“根據中國文法事實，借鏡外來新知，參照前人成說，以科學的方法，謹嚴的態度，締造中國文法體系”的建議，并先后發表了《“一提議”和“炒冷飯”讀后感》、《文法革新的一般問題》、《漫談文法學的對象以及標記能記所記意義之類》等十余篇論文。他還明確提出應以功能的觀點來研究漢語文法，把組織功能作為區分詞類的依據。在討論過程中，陳望道還做了大量組織、協調工作，倡導從團結的愿望出發，求同存異，鼓勵大家學術爭鳴。這次學術討論，為我國文法學史寫下了光輝的篇章。陳望道匯集所有討論的文章編輯出版了《中國文法革新論叢》一書，成為漢語文法史上很有價值的文獻。

（三）

新中國成立后，陳望道在政治活動和學術活動兩個方面，繼續作出重要貢獻。他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文化部長、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至四屆代表和第四屆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至四屆委員和第三、四屆常務委員會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復旦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上海市語文學會會長、《辭?！分骶幍嚷?。

1956年元旦，毛澤東主席在上海親切地接見了陳望道，并對他的文法修辭研究表示重視和關心，陳望道為此受到極大的鼓舞。這時他正在籌備成立復旦大學文法、修辭、邏輯研究室（后改名為語言研究室），并確定研究室的方針任務是：（1）根據學術與教育的需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一步研究漢語的話法與修辭的理論與實際。（2）在語法修辭研究中隨時注意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研究與運用，以期能更快更多地認清條理、闡明規律，充實現有的科學內容，提高現有的學術水平。研究室分為語法、修辭、語言學理論三個小組，每周進行學術交流一次。陳望道為學術研究付出了艱辛的勞動，除按時出席例會外，還經常來研究室暢談他的學術見解。后來，他的這些談話內容被整理編輯成《陳望道修辭論集》。

1957年6月，根據陳望道本人的請求，經中共上海市委報請中共中央批準，由中央直接吸收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至此，他又重新回到黨內，實踐了他“愿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的誓言。陳望道重新入黨后，黨中央考慮到他的歷史情況以及當時的具體政治環境和工作需要，沒有公開他的黨員身份，直到黨的十大召開時才予以公開，并被選為十大代表。

60年代初期，陳望道的學術思想有了較大發展，他提出了“語言研究必須中國化”的觀點，反對語言學研究中不注重漢語實際、不概括漢語事實的不良傾向。并利用一切時機在滬、杭、寧等地進行宣講。1961年他在上海語文學會作了《談談修辭學的研究》的報告，同年10月赴南京大學作了《我對研究文法、修辭的意見》的演講，1962年1月到華東師大作了《修辭學中的幾個問題》的學術講演，1964年4月到杭州大學作了《關于語言研究的建議》的學術報告。他在這一時期的系列演講，表明他對修辭學研究的對象、任務、性質、范圍、作用、態度及方法等一系列基本理論，均作出了更為明確、更為清晰的解答。這對建國后修辭學理論的建設和健康發展，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0年冬，《辭?！分骶幨嫘鲁鞘攀篮?，由陳望道繼任主編。他以高度負責和一絲不茍的精神，團結和組織各方面的專家學者來共同完成重新編寫任務。1962年初出版了《辭?！ぴ囆斜尽肥謨?；進一步修改后，于1965年出版了新《辭?！の炊ǜ濉?。他還親自為該辭典題寫了書名。

正當陳望道想在學術研究中大展宏圖之時，一場政治大風暴突然降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被解散，陳望道也被剝奪了上作的權利。直至1971年，陳望道以周恩來總理關于高等院校研究機構不能隨便撤銷的指示為根據，堅決要求恢復語言研究室。1972年語言研究室恢復后不久，他就發表了《論現代漢語中的單位和單位詞》、《漢語提帶復合謂語的探討》等論文，并修訂重印了《修辭學發凡》。1977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他一生從事文法研究的結晶——《文法簡論》的定稿工作。這本書是他在40年代發起中國文法革新討論后所建立的文法體系，集中體現了用功能研究文法的觀點，唯因限于種種條件，最后捧出來的只能是“簡論”，而不是原先計劃的“新論”。陳望道先生一生堅持不懈地從事學術研究，到《文法簡論》完稿，算是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建國后的數十年間，陳望道在社會工作方面傾注精力最多的，就是他擔任復旦大學校長這件事了。1949年8月，陳望道被任命為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委員是張志讓。由于張志讓不久即赴北京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因而未到校任職。陳望道便挑起重擔，配合軍管會做好各項工作。1952年秋季，毛澤東主席親自任命陳望道為復旦大學校長。此后，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貫徹黨的教育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團結全校廣大師生員工，為把復旦大學建設成為新型大學而鞠躬盡瘁，歷時達25年之久。他是復旦大學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之一。

陳望道特別重視加強學校的教學和科學研究的領導。他認為—個學校不發展科學研究，教學上作就不去，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人才就會成為空話。建國初期，他即在校務委員會上號召教師積極從事科學研究：“我們一定要為中國共產黨爭氣，要對文化有所創造，不能把別人的東西翻來復去地講，教師一定要從事科學研究，要進行創造性勞動，否則文化事業就不能發展，教育事業也不能發展?！?954年校慶時，陳望道在祝賀詞中寫道：“綜合大學應當廣泛地經常地結合教學，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為祖國建設服務?！睆?954年開始，每年校慶節舉辦科學報告會，就是這時定下的規矩。

1977年10月29日，陳望道不幸逝世，享年87歲。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上海市革命公墓隆重舉行了為陳望道同志骨灰盒覆蓋黨旗儀式。

陳望道的一生是勇往直前獻身革命的一生，也是在學術上不斷追求、不斷創新的一生。他給世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永遠值得我們珍惜和懷念!

主要參考資料：

《陳望道小傳》易蒲撰，載《修辭學習》創刊號，1982年第1期

《陳望道同志傳略》，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撰，刊于《陳望道語文論集》

《陳望道語文論集》，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8月版

《陳望道傳》，鄧明以著，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5月版

《漢語修辭學史綱》，易蒲、李金苓撰，吉林教育出版杜1989年5月版

《中國現代修辭學史》，宗廷虎撰，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7年12月修訂再版

《中國修辭學通史·近現代卷》，宗廷虎、李金苓撰，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